兩千年前，太史公司馬遷讀《孟子》，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遂廢書而嘆。老先生所嘆者，是以為利乃亂之始也。兩千年后，我讀《孟子》，也不禁廢書而嘆。我所嘆者，是前賢亞圣孟子身上的那股咄咄逼人的英武之氣和沛然淋漓的陽剛之氣。人說：大哉孔子！我則想說：英哉孟子！天地間一偉丈夫，真男人也。

　　讀《論語》與讀《孟子》，感受迥然有別。前者循循善誘，吉光片羽，如雨露之養，時風之化，是典型的溫柔敦厚的儒雅風范；而后者口若懸河，滔滔汩汩，其勢不可當，“其鋒不可犯”（蘇洵），雄辯無礙，一瀉千里。孔子更多的時候是教育自己的三千弟子，故心平氣和，大言炎炎，誨人不倦，在人們眼里是一個“至圣先師”、藹然仁者。孟子更多的是向不可一世的君王陳說自己的為政之道，故爾常常踔厲風發、意態亢昂，有時甚至帶有火氣，言辭犀利，顯露出十足的剛直不阿、磊落恢弘的大思想家的個性，有一種睥睨王者的人格風范和精神氣度。盡管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代，諸侯為爭霸天下，莫不紛紛采取功利主義的攻伐之術，以為孟子的“仁政”治國方略“迂遠而闊于事情”，也即見效太慢而不肯采納，但在孟子義正辭嚴的強大思想攻勢下，不能不一時心悅誠服。而孟子并不為了讓君王接受自己的政見而屈尊阿附，他無意于取媚討歡，弄個一官半職干干。他不僅沒有絲毫的奴顏媚骨，反而常常直刺君王的痛處，陷這些愚不可及的家伙們于尷尬難堪的境地，不得不“王顧左右而言他”。每讀書至這樣的段落，便情不自禁再三嗟嘆：孟子孟子，何其智勇！孔老夫子曾批評他的學生子路過于勇，而他的嫡傳弟子孟軻，其勇較之于子路則更勝一籌。儒家提倡溫良恭儉讓、仁義禮智信，不講勇，但是，勇，實在該是男人的本色啊！

　　不知怎么回事，一提起文人書生，就是一副文弱、寒酸、迂闊的窩囊相，讓人“不足觀”，不大瞧得起。然而，在文人老祖宗孟子身上能尋出半點窩囊的影子嗎？他若知道后世文人把自身形象糟蹋成那種樣子，肯定會怒發沖冠，大罵子孫不肖的。孟子實在是為后輩文人樹立了剛直英武的楷模。男人的形象不只讓劍客游俠武裝專美，文人亦男人也。《孟子》中記載，一次，孟子要去朝見齊王，齊王正好派人對孟子說：“寡人本應去拜訪你，但不巧感冒了，怕風吹，如果你能來朝，我可以接見你。”孟子一聽這話，反而不想去了，于是回答說：“剛好我也病了，不能上朝見王。”第二天，孟子卻到東郭大夫家吊喪。公孫丑說：“你昨天托辭有病，今天卻去吊喪，這樣不太好吧？”孟子理直氣壯地說：“昨天病了，可今天好了，為什么不能去吊喪？”以臣子的身份公然與君王較勁，沒有一身的正氣、骨氣、膽氣是不行的。孟子曾引一位勇士的話說道：“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都是男人，誰怕誰呀！又有一次，孟子離開齊國，在晝邑歇宿。一個人想替齊王挽留孟子，便大模大樣端坐著跟孟子說話，孟子不理他，趴在幾上裝睡，那人很不高興，孟子就坦率地教訓他：對一個年長的老頭子應該懂得禮數！在孟子看來，一些峨冠博帶的君王，只不過是貪財、好色的草包蠢貨，或者是率獸食人的獨夫民賊，哪里值得老百姓仰望尊敬？！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英雄氣概，溢于言表。孔子制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綱常禮數，孟子并未昏愚地全盤接受，他提出：民為貴，君為輕。他遺世獨立，傲岸宏達，凜然不可侵犯，完全不把一些平庸的君王放在眼里。

　　相對于孔子的“君子”學說，孟子給中國傳統文化人格增添了一個意義深遠的概念：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丈夫者，男子漢也；大者，巍巍乎崇高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一怒而天下懼并非真正的大丈夫，蠻勇斗狠、奸詐殘忍、蠅營狗茍、見利忘義之徒更難望大丈夫項背。真正的大丈夫是光明磊落的人，是意志堅定的人，是富有仁德的人，是胸懷寬廣的人。大丈夫人格的獲得，孟子有一秘訣：善養浩然之氣。何謂“浩然之氣”？他說這種“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這是一種崇高剛強的正氣，一種不可勢壓利誘的骨氣，一種超邁雄放的豪氣，一種無所畏懼的勇氣，一種宏毅堅定的志氣。孟子這一特點，是他的精神導師孔子所不及的。宋代理學家朱熹說：“孟子有些英氣。”近人林語堂說：“我們讀孟子，可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孟子嘗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種苦心孤詣的教誨，一直使得后代文人們進退有據。不管身在魏闕，還是遠處江湖，都不應失去了做人的立身根本，培養浩然正氣。孟子身上那種有棱角、有個性的哲人風采、英俊氣度、男人本色，成為一條汲之不盡的文化源泉，更行更遠還生。